编者语：病死猪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后，病死猪的处理被提高到从所未有的高度，过度的关注和硬性规定给养殖业又增加了成本。樊福好老师一直致力于提高猪群的健康度，他的观点是对病死畜禽尸体应妥善处理，但要适度，与其增加很多成本在可能发生的大量畜禽尸体处理的问题上，还不如将这些投资放在提高畜禽健康、减少死亡方面。
黄浦江死猪漂流事件发生以后，我国养猪业的形象受到严重破坏，病死猪的难以处理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从此以后，各级政府和有关科研院所、公司机构倾巢出动，涉及病死猪处理的政策（如保险、补贴）接二连三出台，涉及病死猪处理的现场会、经验交流会层出不穷，各种媒体连篇累牍报道各地病死猪处理的“宝贵”经验。
表面上看，这些活动的出现显示了有关部门对病死猪处理问题的所谓“高度重视”，但静下心来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企业在新建猪场的同时就要建一个病死猪处理厂，这就如同孩子还没有出生就给它准备一个像样的坟墓；恰似把养猪企业看成了医院，建造医院的同时就建一个存放尸体的太平间，寓意何其险恶！这样的做法是一种对新生命的诅咒。
病死猪处理的方法不外乎化制、焚烧、深埋和发酵，等等。但无论是焚烧“升天”也好，还是“入土为安”也好，都是迫不得已的办法，没有任何一家养猪企业津津乐道他们有着良好的病死猪处理经验。
中国文化是一种讲究“祝由”的文化，但是其深层次意义的挖掘却是何等重要。企业在新建猪场时要考虑什么？考虑“生”的来临？还是考虑“死”的结局？“生”与“死”孰轻孰重？所以，重视养猪场的“生”，轻描淡写养猪场的“死”，其根本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养猪场在制定生产计划时就规定了允许5%的死亡率的做法实质上是对生命的漠视，是一种不祥之兆。
养猪行业要研究如何让猪“生得更有尊严”，而不是如何让猪“死得更加体面”。我国的院士也好，教授和专家也罢，要把科研经费和科研内容更多地转移到如何让猪不死和少死的课题上，而不是去研究如何高效处理病死猪；养猪企业内的技术人员也要多花气力探讨如何少死猪，如何不死猪，提高养猪效率；公司机构更应该提供更好的饲料、更好的生物制品（疫苗、微生态制剂、抗体等）、更好的养猪设备和建筑结构；检测部门要采用好的检测和监测手段未雨绸缪地预测、预报猪群的健康状况，以期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
总的来说，增加我国养猪业“生”的希望所涉及的措施如下：
1） 营养的平衡
我国养猪业的饲料配方技术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盲人摸象”的状态，其饲料评价仍然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而从不考虑我国南北方的差异和气候状态的改变，无论是东西南北，还是春夏秋冬，都是一种饲料模式用到底，忽视了能量和蛋白的动态平衡。
2014年以前，我国养猪业的猪群基本上是处于营养过剩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蓝耳病等免疫抑制问题愈演愈烈，各种呼吸道问题越来越棘手。2010年后，多种毒株来源的蓝耳苗的上市并没有改变我国猪群的免疫抑制状态。
2014年以后，我国养猪业的猪群营养状态已经发生了从“富营养”到“负营养”的改变，该状态若继续发展下去，猪群发生大规模“瘟疫”的情况就将不可避免，行业必须对此给予重视。
2）代谢的顺畅
新城代谢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代谢的顺畅就意味着生命的健康，其主要包括代谢的速率和代谢产物的排泄。
高蛋白的摄取往往增加机体的代谢负担，代谢产物不能完全排出体外，机体内不良代谢产物的蓄积越来越严重，毒素蓄积指数越来越高，免疫抑制随之发生，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饲料营养添加剂、中草药添加剂、脱霉剂、抗生素等的不合理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谢通路的顺畅。
代谢的速率决定了猪群的发育水平。代谢速率低下，猪群就会发育不良；提高代谢速率就能够提高猪群的生长速度。但高速率的代谢也同时降低了机体对不良环境的抗御能力，所以，如何平衡机体的代谢速率也是一种艺术。
我国的饲料行业只是仅仅依靠猪群某个阶段的生长速度来衡量饲料的优劣，片面强调饲料报酬和日增重恰恰就是盲目追求高代谢速率的体现，饲料添加剂中矿物质的用量有过之而无不及。
3）免疫功能的完善
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主要取决了两个方面：降低免疫抑制和降低机体的过敏状态。
机体产生免疫抑制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过高的机体代谢速率、阴性病原（猪瘟、蓝耳、流感）的感染以及阴性疫苗的接种，饲料中相对过剩的蛋白水平。
机体产生过敏状态的因素也很多，主要包括：过低的机体代谢速率、饲料中相对过剩的能量水平、阳性病原（伪狂犬、口蹄疫、环状病毒、链球菌、巴氏杆菌、胸膜肺炎、猪副嗜血杆菌）的感染以及阳性疫苗的接种。
完善机体免疫功能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猪群的健康度（ O H），只有健康的猪群才能组成健康的养猪行业。
总之，集中力量研究、分析我国养猪业存在问题的本质比单纯地大量建设病死猪处理厂要重要得多。否则，过度宣扬病死猪处理技巧的做法就是本末倒置。在养猪行业中，要多点提倡“生的伟大”，少点歌颂“死的光荣”。
本文原文刊于《中国动物保健》杂志2015年8月刊，有兴趣的读者可免费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