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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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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儒家如何如何返本开新，发扬儒学的人文传统的同时，摒弃其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旧核，从而实现自己的现代性转化，开创中华文化的新境界？十一月四日的乐平讲堂请到国学大师赵士林教授，他以《解困21世纪中国的文化断层危机——儒家如何返本开新》为题，就此做了精彩阐述，为我们今天理解儒学、理解国学热、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赵士林，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学百家讲堂特聘教授，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及国内多所高校兼职教授。近年为国内各大高校、大型企业和很多地方政府、组织开设文化讲座，被誉为“国学最佳教授”。学术著作《当代中国美学》、《李泽厚美学》、《国学六法》等。

警惕国学热 中的三种倾向成为新时代的毒瘤

赵士林： 关于今天这个主题，我首先讲国学热，讲到国学热不能不讲五四，大家知道明年就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马上就100周年了，但就在今天举国上下却掀起了回归传统的热潮，这就是所谓的国学热。

从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到要求小学生唱京剧，从学前儿童咿咿呀呀背《论语》，到企业家纷纷投身学费昂贵的国学班，国学热方兴未艾。 我由此想起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发轫期，那时曾掀起一场文化热，那场文化热和五四完全合拍，而和今天的国学热针锋相对，批孔孟，斥传统，出国潮，西学热，欧风美雨深入人心，清算中国传统、主张融入西方文明的潮流，构成了只有五四才可以并立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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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以思想解放旗帜著称的文化大师，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肯定的见解，也遭到了激烈攻击。 我的导师李泽厚80年代初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那是第一次系统深入清理传统思想文化，对孔子这样一些古代思想家给与了高度评价，这导致年轻人非常失望。

我记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当时我在他那读博士，在美学室有年轻人跑来质问，你是我们思想解放的旗帜，为什么你这么追捧孔子，遇到这种情况李老师总是微微一笑。还有像王蒙，刘再复这些当时的思想文化大纛，对传统文化有一些肯定，也遭到一些激进派的嘲笑。

今夕复何夕，短短40年间，中国人的文化诉求恍若隔世。应该警惕的是，国学热已经出现三种倾向，一 个是从五四往后退，一个是从孔子往后退，一个是从改革往后退。讲到从五四往后退 ，大家很熟悉近些年来河东河西论，儒家文化优越论此起彼伏，我们有的外国没有，外国有的我们早有，这种心态甚为嚣张。

我记得当年我跟一个著名诗人辩论，他当时把翻译外国学术都攻击为崇洋媚外，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怎么能这么讲？我在《中国文化报》发了一篇文章批评这个看法，他就给我也扣崇洋媚外的帽子。质问我，中国这么多宝贝不学，干吗学外国那些东西呢？我说外国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汲取，中国固然有好东西，外国也有好东西，我们学外国的好东西不就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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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这么交流，他不高兴，他说外国有什么好东西。我和他抬杠，说外国的多级火箭是你发明的吗？他说中国有啊。我说中国什么时候发明了多级火箭？他说宋代就有了。我问是什么多级火箭？他说二踢脚呀。你瞧，这就是国粹派。

国学热中，以所谓东方神秘主义贬科学、反科学，把科技妖魔化，成了时髦。 天圆地方都出来了，你怎么知道天圆地方？科技如此发达还讲天圆地方？你瞧他怎么说：《尚书》上说了天圆地方，那就是天圆地方。国学热中打着传统旗号，特别是儒家的旗号，向着五四的两面旗帜德先生赛先生开炮。 这是将国学热变成阻挡我们民族前进的绊脚石，是将国粹变成国渣，让死人拖住活人。

第二个倾向是从孔子往后退。 孔子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呢？他培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以《易经》为例，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他把《易经》从和鬼打交道的书变成和人打交道的书，把《易经》从算卦的书变成了哲学的书，这就空前地提高了《易经》的文化品位。

但你看现在北大清华的国学班，我是深入第一线的，我每个月都到一些地方讲几次课，在高校，甚至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都有易学大师招摇过市，装神弄鬼，大讲左青龙右白虎这一套，给企业家讲这一套，有的国学班把奇门遁甲都搬上来了，乌烟瘴气。 这是什么样的国学热呢？这是把国学愚昧化、恶俗化、痞子化，甚至是狗血化，这是化神奇为腐朽。

更令人警惕的是从改革往后退。 改革40年，大家知道，不断有人开历史倒车，反改革，甚嚣尘上。国学热以来有人打着弘扬传统的旗号，攻击改革开放。 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诸如贫富悬殊、腐败猖獗、特权泛滥、拜金主义、人性堕落，等等，都归结为人心不古， 为什么人心不古呢？他们认为是由于改革开放，结果要求回到50年代，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要警惕、抵制这样的国学论。

今天讲国学 要记住三大底线绝不能退

我们今天继承弘扬传统，要记住三个不能往后退。

第一，要从孔子往前走，不能从孔子往后退。什么叫孔子往前走？就是要反对蒙启，主张启蒙，现在攻击启蒙也成了时髦，德先生赛先生都过时了，现在是蒙启，这是李泽厚老师的说法。 我们现在应该重开启蒙，反对蒙启，高扬理性主义，弘扬批判精神，我们要有这种思想境界。

第二，我们从五四往前走，不能从五四往后退。 大家想一想，五四对传统的问题批判错了吗？巴金的《家》错了吗？曹禺的《雷雨》错了吗？鲁迅错了吗？《阿Q正传》《狂人日记》《祥林嫂》错了吗？一点都没错。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历经百年的奋斗，中体西用实现了，但是距离五四的愿景还任重道远， 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说五四没有过时，我们弘扬传统还要在五四的旗帜引领之下进行，就是说，以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引领，这才是正确的。

第三，从改革往前走，不能从改革往后退。 对改革我们应该做一个重新的阐释，什么是改革开放？我觉得改革唯一正确的含义应该是改革旧体制，确立新体制。什么叫开放？全方位地向现代文明潮流开放，改革开放不能成为权贵的利益再分配，这样理解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才能为中华民族带来美好前景。

从改革往前走，就是要使传统文化成为改革开放的精神资源，而不能阻碍、扭曲、颠覆改革开放，所以说国学热要降降温，升虚火、发高烧不行。 在沉迷于传统的时候，在过分推崇孔子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李卓吾的话， “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

李大钊讲的话也令人警醒： “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词，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

在沉迷于传统的时候，有必要记住日本人当年的羞辱： “支那人盲目以崇儒学，真乃枯死之国民”。 所以大家应该记住这些东西。现在国学热在民间传播的垃圾太多，毒害着国人精神。

有的为清朝文字狱辩护，有的让民众以阿Q式自慰对待雾霾，有的说秦始皇是仁君。这位更有意思，怎么解释佛字，说佛就是人加上美元，佛也是爱钱的。胡说八道，不着边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一而足。

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形势下，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传统？用我的题目叫做返本开新，如何返本，返什么本？如何开新，开什么新？简单讲一下我的看法， 返本就是返回儒家的人文精神之本，考察认识总结它的优点和缺点；开新就是以现代文明潮流为标准取舍传统，开创我们中华文化的新境界， 这是我对返本开新的最简单的理解。

人文精神 是儒学在新时代最大的价值，必须大力弘扬

谈到儒家的人文精神，问题非常复杂，不能展开来讲，只能简单地讲讲。我认为孟子讲过十个字，可以精确地概括儒家的人文精神，乃至它所包含的中华文化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这十个字就是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这十个字是什么意思？三层含义，什么叫“亲亲”， 亲亲就是对亲人的爱，儒家讲爱，从爱亲人开始，孔子在《礼记》里说“立爱自亲始”，什么意思呢？就是儒家把人类道德情怀的建构放在最自然的血缘亲情之上。

“亲亲”讲人和家庭的关系。 “亲亲”是对亲人的爱，以孝为核心，儒家的道德建设讲做人应该有爱心，爱心首先是孝心，他从血缘亲情开始，从人的家庭建设开始。五四时期激烈批判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对于孝，剔除它的政治的礼教的负面作用，作为人的自然根性有它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就是对生命之源的感恩，对人世间最无私最可靠的情感的回报，这些都有他的道理。

如果说“亲亲”讲人和家庭，“仁民”就是讲人和社会，仁民就是对大众的爱，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意思？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给别人。 2001年联合国开了一个会，2001年是人类社会的新千年，人类社会过去几千年充满苦难，充满罪恶，新的一千年不能这么活下去了，得换个活法。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叫安南，这位先生已经去世了， 他组织全世界的有关人士讨论，人类新千年应该怎么活，与会人士一致主张把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列为人类生活遵循的金律。

如果你去联合国总部参观，你会发现在联合国总部大厅的墙壁上刻着这句话，很了不起。讲到这里我想起我们现在的时代，现在的时代是互联网时代，微信、微博对我们的个人生活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说起微博的创始人，最精彩的创始人那是孔子啊，大家去查《论语》，差不多没有一段话超过140个字，段段都很精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谁能写出这这个微博来？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站得住脚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脚，自己也要发展也要是让别人发展，说得好。

两条原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共同发展，大家都赢。孔老夫子2500年前提出这个观点，多有前瞻性。对这两句话，孔子自己也非常重视，大家读《论语》的时候，会看到这么一句话，“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

孔子讲的道理就是一条红线两个字，忠和恕。什么叫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什么叫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这类思想对我们中国人乃至人类都是很重要的思想贡献。

“爱物”是什么？“亲亲”是对亲人的爱，“仁民”是对大众的爱，“爱物”是对天地万物的爱，儒家讲仁爱，对天地万物的爱， 我们中国古人对大自然，对宇宙充满了亲切感、认同感、家园感，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有人经常批评说儒家讲的爱太狭隘了，你看西方宗教讲的爱是博爱，什么是博爱？无差别的爱，这多么伟大！儒家讲爱首先就是爱老婆孩子爱父母，这太狭隘了。

这其实有误解，儒家讲爱从爱亲人开始这不假，这也符合人之常情。孔老子非常实在，他讲道理就像和你唠家常一样，人的爱首先都是爱自己的亲人，这难道不符合人之常情吗？我们哪个人不是首先爱自己的老婆孩子，爱自己的父母呢？ 但儒家的爱不止于爱亲人，不至于亲亲，它还要往外拓展，从爱亲人到爱大众，爱老婆孩子，爱父母，爱兄弟姐妹，到爱同事，爱同学，爱同乡，爱陌生人，爱天下人，最后还要爱天地万物，就是爱满天下。

儒家爱满天下的仁者襟怀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汲取的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说起来，这个爱物精神，中国人把宇宙看成一个有人情味儿的宇宙，这个不科学，中国传统文化很多概念很多说法都不科学，因为中国文化就不是一种科学型的文化，它是一种实用型的审美型的文化。

人生如果一味地从科学的理性的角度看也很可怕，我们崇尚科学精神，但是不能搞科学主义，你科学地看人生，你科学地看宇宙是非常冰冷、非常绝望的，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家告诉你的就是人类毁灭，宇宙毁灭。 科技如此发达了，我们还不能战胜地震。地震为什么不能战胜呢，因为我们不能准确预测，这就意味着生活在地震多发地上的人处境很严峻。

像日本地震多发，甚至塑造了民族的文化性格。 我们姑且相信科技发达最终能够战胜地震，但地震你能战胜了，还有小行星撞地球呢，那比地震还可怕。地震不能准确预测，小行星这个能准确预测，什么时候撞过来，撞上来什么后果你知道，但是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对付它。这岂不更可怕？清醒的等死比忽悠一下过去更可怕。

有人说科技非常发达，我们终将能够战胜小行星撞地球。好，小行星撞地球你能战胜了，但宇宙还有毁灭呢，19世纪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啊！什么意思？太阳终有一天不再升起，太阳死了人在哪儿？所以你和科学家谈吧，就是宇宙毁灭、人类毁灭，很可怕的。

当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每当我和科学家谈人生，谈完了回来我就想自杀，但是我回家后一看到我们家的花园，又感到人生充满盎然生趣。什么是花园？花园就是一个审美的世界，一个艺术的世界，一个中国人的文化世界，中国人不科学地看宇宙，他艺术审美地看宇宙。

大家看程颢的诗：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对天地万物的存在你不要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去看，你不要看见一只兔子就想吃红烧兔子肉，你超越那种功利需要，你看看天地万物的存在，鸟在天上自由翱翔，鱼在水中摇头摆尾，青山屹立，大河奔流，每一种存在都那么自得，都那么合理，都那么必要。 “四时”指一年四季，季节的讴歌和人的身心合成一篇最动人的生命诗篇。有这种文化心态，你就没有愁没有烦了，这种文化你能说没意思？

再来看苏东坡的诗：“须将幕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歌前起舞花前睡，这是什么境界？辛弃疾写得更好，“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中国人特别善于把无情的事物有情化，无生命的事物生命化，他可以和大自然谈情说爱，大自然就是我的第二情人。

形容女孩子可爱才叫妩媚，这里形容青山绿水妩媚。我看你青山绿水很可爱，你看我也很可爱吧？ 这样一种文化境界进一步推演，就是人生境界的追求，这是中国文化首先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视的追求。 圣人，大大夫，君子，这是孔子说的话，“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我非常喜欢读《孟子》，中国2500年思想史上，孟子可以说是罕见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的思想家，你翻《孟子》一书，找不到一句拍马屁的话。 不过有一个问题，“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读起来慷慨激昂，能不能做到呢？ 这个问题不能问大家，只能问我自己，回首一下往事就很郁闷，很多情况下我都是富贵能淫，贫贱能移，威武能屈，因为我是凡人，凡人就有欲望。

你要求名求利，求名求利你就得求人，给人家送一点礼，拍马屁，说点好听的。这怎么能做大丈夫？那么，大丈夫做不了怎么办？自甘暴弃吗？也不能。我的意思是，大丈夫尽管很难做到，还是要用大丈夫精神精神激励我们。

大丈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般人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做君子。什么是君子？君子是不能有所为，可以有所不为，没有能力，没有条件，没有境界去干高尚的事，至少保证不去干坏事，不要告密，不要以邻为壑，不要伤天害理，不要睁眼说糊话，这些有点良知都能做到。

还有一个问题，大丈夫既然很难做，儒家为什么还要拼命提倡这种境界呢？做不到还提倡有意义吗？我觉得有意义。我由此想起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歌颂孔子，讲了几句非常感人的话，他先引用《诗经》里的一句诗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个“止”不是停止的止，是语气词。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高高的山峰啊！我看到它有攀登的欲望。宽阔的大路啊，我看到它就有奔走的欲望！然后他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高高的山峰太高了我登不到顶，几个人能登上珠穆朗玛峰？宽阔的大路太远了，我也走不到头。尽管登不到顶，尽管走不到头，我的心向往着它。 孔子的境界引导我的人生不断向前，不断向上，这个向前向上的过程本身就有价值。 儒家讲下学而上达，中庸讲“极高明而道中庸”，什么意思？什么叫下学？你们各位都在下学，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切磋、交流都是下学，在下学中人生境界不断地升华，这就叫上达。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又是一种境界。“自强不息”这个话是易经讲的。 讲到《易经》，大家总是想到抽签算卦，装神弄鬼。现在很多所谓易学大师就是瞎忽悠，招摇撞骗。《易经》的哲学精神很伟大，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很伟大。 商汤王讲的“日日新，又日新”，都很伟大。

体现了一种乐观、积极、昂扬、振奋向上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几千年过来不容易，内忧外患，饱经忧患，但是活过来了，这个巨大的时空体今天仍然存在，为什么呢？和这种乐观精神有一定关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总有希望在，这个很好。

《易经》的三大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天地之大德曰生”，讲自然的伟大，孕育生命。第三条是“天、地、人——三才。”人的地位可以跟天地相比并，同样伟大，同样崇高。 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中华文化最辉煌的命题，这很了不起，我们讲传统文化得弘扬这些东西。

“尽人事，听天命。”不是否认命运，偶然的不可预测的都是命运，怎样对待命运？好好做你的事，命运怎么安排是他的事。还是中庸说的好：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儒家的人文精神我已经讲了三点了，我简单概括一下， 第一，仁者襟怀，爱满天下的情怀。第二，人生境界的追求。第三，自强不息地奋斗。还有第四，即一个世界的取向。

什么叫一个世界？我们比较中西文化形成的看法。中西文化有什么区别？八个字，一个世界、两个世界，或者一个人生、两个世界，任何以宗教为背景的文化都讲两个世界：天国和人间。我们看基督教讲两个世界，天国和人间，十字架坚定地指向苍穹，无论阴云密布，也无论晴空万里，仿佛在宣示一个不灭的信念，皈依上帝才是唯一得救的路。另一个世界是永恒的，完美的，幸福的，人间则是短暂的、充满缺陷的，罪恶的。

伊斯兰教讲天园和人间，天园也可以翻译成天国。佛教不讲天国人间，但也讲两个世界，他讲此岸和彼岸，其实也是两个世界。此岸是个迷的世界，迷的世界充满烦恼：彼岸是个悟的世界，悟的世界没有烦恼。 从此岸到彼岸怎么过去？六条途径，就是我们常说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止观）、般若。

很多人的行为，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宗教背景就很难理解。比尔·盖茨、巴菲特都裸捐，把几百亿美金都捐出去了，用避税已经无法解释了，你了解他们的宗教背景就明白了。他们都是虔诚信徒。在他们看来，富人是什么人？富人就是穷人的财富代表，富人就是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你创造、你增值、你做慈善都是为上帝服务，这样死后才能上天堂。

藏传佛教徒为什么将一生积蓄献给寺庙，每年千里朝圣，很多人半路上就去世了，因为营养不良，但是他们去世的时候都非常安详，因为他们坚定地相信这样死去立刻就能往生西方净土。

都讲两个世界。再如伊斯兰教，谈到伊斯兰教，大家立刻会想到恐怖主义，这个恐怖主义不能为它做任何解释，恐怖主义就是凶残的犯罪，不管什么动机，不管什么政治目的，拿平民当人质，这就是凶残的犯罪。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那些自杀的人为什么那么勇敢，自杀炸弹，把别人炸的血肉横飞，他自己也粉身碎骨，为什么前仆后继？原因之一是恐怖组织歪曲篡改利用伊斯兰教，利用“圣战”这个概念，对他们洗了脑。

这些基地组织，ISIS、塔利班等，他们也通过讲课来洗脑，洗得非常成功，非常厉害。他们讲课，墙上挂着一个黑板，黑板上挂着一幅画，画上是天堂景象，天堂有一条河，河里面流着牛奶和蜂蜜，河两岸堆满了金银财宝，最重要的是河边站着一群少女，美丽绝伦，还特意用文字标明这都是处女。

你参加圣战做自杀炸弹牺牲了，就上天堂了，这些全都是你的了，多么巨大的诱惑！但是这诱惑有一个前提，你得虔诚地信，你毫不怀疑虔诚的相信死后真的就上了天堂。任何重要的宗教最重要的心理都是虔诚地信。

耶教讲信、望、爱，首先你要虔诚地信主，信主了才有希望，怎么样信主获得希望，要去爱，上帝就是爱，必须虔诚地信，你怀疑一点就麻烦了，这个对中国人比较麻烦，因为中国人爱怀疑，那个世界有没有，谁也没回来汇报过。

没有怎么办，没有我也回不来了，他这么想就麻烦了。 那么，中国有没有宗教呢？中国当然有宗教，中国人的宗教心态还格外宽容，什么教来了我们都能接受。什么教我们都可以接纳，但是接纳归接纳，有一个前提，我信你可以，但你得灵，中国人把任何宗教的神都当作保险公司老板，都是做买卖的关系。

我信你你不灵，对不起，这个神我就要换了。你瞧，中国人竟可以换神，这对于虔诚的宗教徒是不能想象的。大家看孟子讲的一段话， “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旱干水溢。变置社稷。”

我祭祀用的牲口非常合格，用具非常干净，祭祀非常守时，但我这个国家还是旱灾水灾不断，对不起，你这个神没有保佑我们，我得换换了。

这就是前面说的，任何宗教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保险公司的老板，都是做买卖的关系，做买卖讲投入产出，光投入没有产出这买卖就亏本了，就不能做了。因为是做买卖的伙伴嘛，越多越好，神又是多多益善，死的人都可以变成神，老祖宗都可以变成神。

中国道教，是我们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就以多神著称。谁有用都可以成为神，道观里，你可以看到如来佛，观世音菩萨，那本来都是佛教的神，但是有用我们都可以请过来。不仅各路神仙可以都请过来，就连有权威的死人也能变成神，祖宗都可以变成神，甚至活人有用也可以拉进来，有些道观就把一些政治领导人的画像放进去，这都是有问题的。

这种宗教态度好不好？也好也不好。说到好的一面，一般地讲， 中国没有宗教偏执，没有宗教迷狂，你查查历史，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人怎么为了宗教打个死去活来，爱信什么信什么呗，非常随意。 西方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中国人怎么一个人能信好几个神，中国人就是什么都可以信，他爱信什么就信什么。

这就是文化的巨大差异。缺点是什么？ 就是缺乏只有宗教才能带来的敬畏感、深沉感。在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什么事都敢干，底线崩溃了，这个值得我们警惕。

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人这种宗教态度是如何形成的？还得回到孔子，孔子培育了中华民族一个世界一个人生的文化性格。讲中国文化的优点和缺点，讲儒家的优点和缺点都从孔子那里来。孔子对宗教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庄子当年评价孔子讲了一句话，“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什么叫“六合”？天地东西南北，就是我们的人间世界。这句话是说人间世界之外的事，孔老夫子可能承认你存在，但是我不讨论你。

庄子可不是孔子的粉丝，庄子是道家，但是庄子这句话评价孔子最到位。孔子这个人是老实人，人间世界之外的事他不讨论，因为讨论不清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有没有鬼，你说有，没有根据，鬼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知道有？你说没有也没有根据，同样的理由，鬼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知道没有？

孔子对这类问题一概拒绝讨论，不像今天有的人专门不懂装懂，越不懂越忽悠。有学生问老师，人死了怎么伺候鬼？老师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人还没伺候明白呢，先别谈伺候鬼。有学生又问了，死后世界怎么样？老师又回答： “未知生，焉知死”， 活的世界还没搞清楚，先别谈死后的世界。

子贡还是纠缠老师。这个学生为什么敢纠缠老师？因为子贡对老师有特殊贡献，他是老师的学生当中最有钱的，最成功的企业家，他赚的钱都交给孔子作为周游列国的经费，孔子周游列国的钱是子贡给的，花了这个学生的钱了，对这个学生得格外客气点。他纠缠老师，说老师你得回答我，你是圣人，你是老师，你得回答我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

孔子这次回答了。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嘛，你不要忙着讨论，等你死了你自然就知道了。你瞧，还是拒绝回答。 这种态度就培育了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世界、一个人生的文化性格，生生死死一个人间，这成了一种全息的文化现象。

从上层文化到民间文化，从精英文化到老百姓文化，全都体现了这种文化性格。有句话大家都知道，“只羡鸳鸯不羡仙”，这是一句民谣，什么意思？鸳鸯鸟有个生理特性，出双入对。飞出来一双，飞进去一对。

古人就把鸳鸯鸟作为恩爱夫妻的象征， 很多美丽的诗词歌颂鸳鸯，像“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但是说起来很扫兴，据动物学家跟踪鸳鸯研究，有一个重大发现，每次公鸳鸯飞出来带的差不多都是另外一位母鸳鸯，看来鸳鸯鸟也花心。

我们这里不管它花不花心了，就把鸳鸯鸟作为恩爱夫妻的象征，“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意思是我只羡慕人间的温暖恩爱的生活，不羡慕当神仙，当神仙有什么意思？

苏东坡大家都知道是大文豪，代表的是精英文化、上层文化，你看他的词：“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说谁呢？说嫦娥啊，嫦娥偷了灵药成仙了，飞到月亮上去了，飞上去就后悔了，月亮上既没有咖啡馆，也没有卡拉OK，孤单寂寞清冷，无奈自己跳起舞来。

瞧李商隐同情嫦娥的诗写得多好：“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民间谚语讲只羡鸳鸯不羡仙，大文豪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连流行歌曲都是这种价值取向，有一首流行歌曲不是这样唱吗？“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最后还是一句民谣七个字，做了最精彩的总结，“好死不如赖活着”。

一个世界、一个人生，我觉得这种价值取向非常好。儒家倡导的人文精神有四大诉求， 爱满天下的情怀，人生境界的追求，自强不息的奋斗，一个世界的取向。返本就是要返这个人文精神之本。

儒学在民间 作为意识形态重入庙堂必重蹈覆辙

儒家还有非常糟糕的意识形态这一面。如果说儒家的人文精神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培育了非常可贵的有价值的文化性格，但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就很成问题了。什么叫意识形态？简单地讲，我既不同意从马克思到阿尔都塞到福柯，所谓的阶级成见论，权力异化论，也反对知识社会学的泛意识形态，取消意识形态， 我比较关注莱蒙德·格斯的看法，他说意识形态有肯定性的，有否定性的，还有描述性的。

我觉得首先应该描述性地考察一下意识形态，然后再来评价。从这个角度讲，意识形态在我看来就是以特定的道德价值为基础，以特定的政治诉求为核心，以一种宗教般的热忱、使命感来推行某种思想文化。

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意识形态就是政治化的付诸实践的思想文化，这是我自己的定义，不一定合理，大家可以批评。从我这个定义出发，刚才我讲了政治化的诉诸实践的思想文化就是意识形态，通常导致伦理、政治、宗教混合为一， 而中国古代的文化结构就是这样，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可以说从周公制礼作乐就已经开始。

周公制礼作乐是什么意思呢？他可以说是继承、改革、转化了殷商以来的宗教观念、伦理价值和政治制度，重新阐释了天人关系，确立了一套符合周朝政治统治的文化理念，这就是所谓的制礼作乐，这个礼乐就成了周朝的意识形态。

礼乐经历几百年的政治洗礼，到了孔子这里，化礼为仁，化礼为仁就为礼提供了深厚的人道根据和心理基础，这是孔子的贡献。到了汉代，经过董仲舒这些人，又通过强大的国家力量，就为儒家的礼乐制度提供了阴阳五行的宇宙论根据，终于形成强大的伦理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系统，即所谓礼教。

到了宋明理学，又通过宇宙伦理学的建构为礼教提供了非常神圣的依据，这样礼教就神圣不可侵犯了。宋明理学把儒家意识形态推到了高潮。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导致“礼教吃人”，遮盖了礼教本来拥有的伦理绝对主义的合理因素。

制度化儒家制造的意识形态就是这个样子，它完全成了两千年传统社会的粘合剂。关于意识形态，我们也可以从轴心时代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轴心时代是文化定型的时代，在中国的标志就是诸子百家的出现， 而诸子百家说起来都是意识形态的思想家，他们都在制造意识形态，所谓百家争鸣就是争相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什么叫“此务为治”，就是都想成为服务官方的意识形态。 这种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的意识形态就使我们中国文化从文化定型期就开始形成，我们的文化从轴心时代开始就出现了非常不祥的倾斜，我的概括就是“重功用轻本体，重了悟轻逻辑，重技术轻科学，重道德轻知识，重审美轻宗教。”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文化。

这里有很多典型的例子。例如说名家，“名”今天的意思就是逻辑，名家是最讲逻辑的。就是这个最讲逻辑的名家，按照汉代刘向的说法，“论坚白同异，以为可以治天下。”就是说逻辑学可以治天下，坚白同异是逻辑学最有名的命题，可以治天下，也是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

但是因为名家太讲逻辑了，不符合中华民族实用文化的性格，所以先秦之后它就彻底消失了。再寄举一个例子，如佛家，大家知道佛家到唐朝形成八大宗派，八大宗派就是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其中这个相就是法相宗，还叫法相唯识宗、唯识宗，等等。

这一宗说起来是唐僧传进来的，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唐玄奘。他本来是一个非法越境的留学生，到印度学佛学，结果成了印度佛教最高权威，这个人真是了不得。他有皇室背景，佛学学养最深厚，但是就是他所创立的这一宗，在八大宗派中衰落的最早，传了四五十年就传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太讲逻辑了。 中国人不重逻辑，重视的是实用理性，几千年一贯制，太缺乏促进历史变革的思想因素。

西方不讲古代，就讲 近代以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一个一个新境界使西方走到今天还在引领着世界，所以我们应该反思儒家的意识形态也有二重性，不能说儒家的意识形态全都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正面的是道统制约政统，儒家政治理想规范国家政治权力，从孔孟开始就这样，讲社会责任、道德义务、批判意识、担当勇气、抗议精神，这个了不得，确实是可歌可泣。

例如孔子讲“修文德以来之”，孟子讲“民贵君轻”，荀子讲“从道不从君”，董仲舒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王夫之讲“论天下者，必循天下之公。”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朱熹说“格正君心”，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个道统了不起，是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正面作用，规范君权，制约君权，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发挥了正面作用。但是这一方面由于政治权力的压抑没有成为主流。孔子、孟子、荀子“先秦三大儒”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制造家，孔子讲先富后教，孟子讲仁政王道，荀子讲从道不从君都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价值。

孔孟荀都是从政的路走不通了才回来教书。他们政治热情都非常高，都很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在政治领域都是失败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正面作用，由于政治权力的扭曲没有成为主流。而另外一条道统配合政统却成了意识形态主流。孔子讲“吾从周”，孟子讲“不得罪于巨室。”当然这些主张都有合理性，体现了原始人道那种以血缘根基为纽带的温情脉脉的情怀。

对这种情怀的追求，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儒家从先秦开始就往后看，把上古社会理想化，想象为黄金时代，这就导致倒退性复古，这不容否认，这是消极的。 考察儒家的意识形态功能，荀子是一个枢纽人物，什么枢纽？按照李老师的讲法，就是上接孔孟，下连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

荀子是一个大儒家，两个学生却是大法家，这不偶然，因为荀子就已开始吸收法家的东西。例如他讲“天子者势位至尊”，讲君权绝对，因此坚决否认有尧舜禅让。尧舜禅让那是儒家编的最理想最美好的故事，谁有品德有本事用谁，自己的儿子可以不用的。

荀子认为没有这回事，天子不能这么搞的。其实中国历史被儒家篡改了很多。比如说有一本书叫《竹书纪年》，当时从战国时期魏文侯墓挖出来的，那里面有很多东西跟儒家不一样，包括尧舜禅，和荀子的观点接近。《竹书纪年》说舜把尧的儿子当人质，没有禅让这回事，这才是真实的历史，这才是真实的政治。 从荀子开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更加血腥，更加真实。这是儒家的意识形态功能开始演化的征兆。

汉儒是成系统的大规模的为统治者制造意识形态。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位叔孙通，不惜违背儒家原则，以秦朝的制度为汉代定朝仪。叔孙通有句话影响非常恶劣，叫“人主无过举”，说皇帝不会犯错，这话后来成了金科玉律。尽管叔孙通这个人个人的品性不是那么糟得一塌糊涂，有时也坚持原则（例如选太子一事敢于冒死犯谏），但整个作用很恶劣，“人主无过举”，皇帝是不会犯错的，两千年被皇帝作为金科玉律。

公孙弘也是一个大儒，以“曲学以阿世，枉道以从势”著称。大家一块议论说咱们今天上朝要向皇帝反映什么问题，一会儿跟皇帝当面得直言了，不说后果很严重，结果一上朝皇上什么意思他就什么意思，立刻就变了态度。“曲学以阿世，枉道以从势。”这后来成了体制化儒家的常规表现。董仲舒有非常伟大的一面，就是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来感化统治者，从道不从君也讲这个，但是董仲舒继承了荀子以来的法家传统，叫儒法互用，就培植了两千年非常糟糕的意识形态，著名的三纲就是儒法互用最成功的一个范例。

“君臣父子夫妇，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这话本来是韩非子讲的，董仲舒把它搬过来了。当然董仲舒讲“任德不任刑”，以德治来冲淡法家的狰狞，所谓春秋决狱，但春秋决狱可以说也为“腹诽”“心谤”开了恶劣的先例。

特别是董仲舒讲到君臣关系的时候说：“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意思就是好事全是皇上做的，错误全是臣下犯的。“天下无不是的君王”，这是继承叔孙通的“人主无过举”，为绝对君权提供了意识形态，这个影响非常恶劣。一些人为董仲舒辩护，我也不是讲他一无是处，他对儒家道德的坚守当然有值得崇敬之处，但是他的思想有利于绝对君权的一面亦毋庸置疑。

他讲“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屈民而伸君”意思就是压抑百姓伸张君权，当然他也讲“屈君而伸天”，就是君权要服从天道，用天来制约君，但是大家知道由于政治权力的淫威，怎么可能用天道来制约君道？讲讲可以，做起来不容易，真要讲“屈君而伸天”的时候，董仲舒差点就被汉武帝杀掉。董仲舒“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屈民而伸君”的提法客观上颠覆了古代天下为公的传统。

说起来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流行的观点是天下为公，有名的例子就是管仲。管仲本来是法家的先驱，现在很多人喜欢谈的“利出一孔”，就出自于他。这个手段够毒辣，断你生路，你只有靠我才能活，这一套手段就是从管仲开始提倡的。 但管仲有一次和齐桓公谈话，说“人道畏天”，齐桓公仰望苍天，他说这个天不是苍苍之天，而是指“老百姓”就是天。

战国末期了，秦始皇马上统一了，主编《吕氏春秋》的秦国丞相吕不韦还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齐王建是齐国亡国的诸侯，要亡国了想跑到秦国去哀求秦王保他个活路，结果被宫门口一个侍卫长给拦住了，质问他齐国的社稷是你一个人的还是齐国老百姓的，他说当然是齐国老百姓的。就连秦始皇梦想家天下二世三世千千世，表面也不能不承认公天下，他说：“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

我想公天下，谁能做我的接班人呢？但是董仲舒讲“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就走了回头路，春秋时期民意就是天意，而到了董仲舒这里讲民意不是天意，天子代表天意，皇帝代表天意，这是倒退 。中国历史上有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叫绝地天通，谁绝地天通？颛顼，他的两个孙子把天地分开了， 原来人和神可以直接交流，一分开以后就不能交流了，由王来代你交流，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由王垄断了。

所以董仲舒“屈民而伸君”有利于独裁，“屈君而伸天”说说而已，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特别到了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由治己之学变成了治人之学，由为己之学变成了为人之学，修身养性之学变成了利禄之具，因为你儒学修养高可以当官了，儒学就成了利禄之具，这就开始了儒家的堕落历程。

儒家很多非常美好的道德理念都成了名利的工具，例如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汉代的口号不讲三个代表，也不讲中国梦，他讲以孝治天下，谁是孝子就可以在朝廷当官，孝就成了利禄之具，很多人拼命做“守孝秀”。

父母去世守孝三年是上古的一个礼仪，但是汉代守孝有守二三十年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孝完全变味了。“察孝廉，父别居。”，很多假孝子、伪君子。本来是私德变成了公德，变成了升官之途，因此到了魏晋有反弹，说这一套太虚伪了，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到了唐代，所谓儒释道三教，道教排第一，儒家排第二，佛教排第三。为什么道教排第一，这里面有政治原因。大家都知道太上老君就是老子，老子最迟在东汉末年就被奉为太上老君了。老子姓李，唐朝皇帝也姓李，唐朝皇帝说老子是我们老祖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意思不外乎我们的皇权是神给的，谁也不能反对我们。

因此，唐朝的时候道教地位排第一，佛教理论最发达，但是唐太宗绝对没有把儒家意识形态忘掉，他非常欣赏一本书叫《五经正义》，这是孔颖达写的，他非常欣赏孔颖达，称他为“关西孔子”，为什么这么欣赏他？因为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核心理念就讲逆取顺守，像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弑兄逼父，大逆不道，孔颖达叫逆取顺守，替他抹平了。

唐玄宗为什么这么喜欢《孝经》，他是大孝子吗？也不是。“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意思就是你在家里孝敬爸妈，这个孝移到朝廷就是忠君，都是为了维护绝对君权。韩愈是大儒，你看他怎么说：“君者，出令者也。”皇帝是发布命令的，“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栗米麻丝、做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民不出栗米麻丝、做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这简直就是法家的杀气腾腾了。儒家和法家合流制造的意识形态，成了维护绝对君权的思想利器。

宋元不用说了，宋明理学，四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宋明理学讲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王圣明，臣罪当诛，这些东西和朱元璋这样的皇帝配合，就把绝对君权推到顶峰。到了清代，最有名的大儒，理学名臣李光地强调治统与道统合一，这个思想在当时很有“创意”了。

现代新儒家津津乐道的中国历史上的道统制约政统，在这里被颠覆了。李光地讲道统政统合一，都合一到康熙皇帝那里。康熙就成了伟光正。李光地可是理学名臣，儒家的重要代表，就搞这一套。

历史上当然有坚守“道统”的大儒。例如程颐朱熹陆九渊的“得君行道”，皇帝和我政治理想有分歧，我就不侍候就离皇上了，这是有骨气的。朱熹不贪恋官位，请他去他都不去，这就是坚守理想，不为利禄所诱。方孝孺大家也知道，灭十族也坚守自己的立场。但这种人太少了，很多人都是叔孙通、公孙弘那样的乡愿小人儒。回顾一下，北宋元祐，南宋伪学，明末东林，清代文字狱，哪一次操盘的不是饱读诗书的士大夫。

有一个问题，有人经常说你不应该把原始儒家和汉以后的儒家混为一谈，原始儒家是好的，汉儒才开始和体制结合走向堕落的。 这个看法其实很成问题。原儒和宋明儒不能没有联系，陈独秀五四时说过，不能把原儒和宋儒完全分开，我觉得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谭嗣同曾说，历史上一出现倒退，罔不托之于孔，都打孔子的主意，我们不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倒退都打儒家的主意？为什么都以儒家为旗帜？因为儒家这个思想结构，咱们不讲个别人的个别看法、个别表现，就整个思想结构来看它非常适合于为绝对君权做意识形态。

其实说起来，历史上很多道教徒依附于庙堂更露骨更肉麻，专门喜欢拍当代皇帝的马屁。而佛家对百姓的精神驯化也更有效，到今天都是如此。但为什么统治者选择了儒家？因为整体地看，作为文化结构、思想结构，它最适合绝对君权。什么文化结构、思想结构？我认为对儒家思想文化结构做了最深入阐释的还是李泽厚老师，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孔子再评价》，这篇文章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孔子建构的所谓仁学结构。

什么仁学结构？血缘根基、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人格理想，然后是贯穿其中的实用理性，这是李泽厚对儒家思想文化结构的一个非常深入的阐释。 李泽厚老师做的是文化分析，这个文化结构被政治权力侵蚀和扭曲，它就变成什么了？权威主义、伦理主义、等级主义、群体主义。

这些思想倾向和绝对君权一结合，就成为和传统政治非常合拍的意识形态结构。大家都知道古代社会的宗法统治，这种宗法统治以血缘根基为纽带，必然形成权威主义、等级主义、伦理主义和群体主义。儒家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讲人和家庭，仁民讲人和社会，爱物讲人和自然，唯独没有个人的权利，儒家从来不讲个人权利，个人只有义务。

群体吞没个体，这个跟血缘根基有关系。而心理原则导致人情高于法律，这导致直到今天我们的现代法治建设还很艰难。人道主义很了不起，但是人道主义在政治扭曲下往往很脆弱，特别把原始人道理想化，又导致复古主义。个体人格有时有出彩表现，但整个地讲必然是被吞没的。

所以我说李泽厚先生分析的文化结构落实到政治层面上导致权威主义、伦理主义、等级主义、复古主义和群体主义。实用理性则导致实用主义。 什么叫实用主义？很灵活，很乖巧，首鼠两端，左右其手，无原则，无廉耻。

元代有两个大儒很有意思，一个叫许衡，一个叫刘因，他俩本都是南宋臣子。元灭了宋，许衡为元朝服务，做了元朝的臣，刘因拒绝了。拒绝也好，服务也好都有理由，到元朝当官的许衡说：“不如此，则道不行。”我为元朝服务了，我有了政治权力，我有了政治地位，我才能有条件贯彻儒家的政治理想。

不为元朝服务的刘因说“不如此，则道不尊。”我如果不拒绝为元朝服务，我就丧失了儒家的风骨。两人讲的都有道理，但是政治权力的扭曲和利益的诱惑，使“不如此，则道不行。”往往成为丧失气节，贪图功名，投机取巧的托辞。政治权力的扭曲是关键，大家谈到儒家思想，体制化儒家的作用，它的意识形态功能，政治权力的扭曲和诱惑起决定作用。

我们讲一下现代，梁漱溟非常有骨气。冯友兰先生，了不起的哲学家，当批孔顾问，一辈子吃孔子饭，最后骂孔子。现在国家主义、群体主义笼罩一切。

什么叫群体主义？群体其实就是强势个体，强势个体以群体以国家的名义拼命剥夺弱势个体的时候，有些儒家强调群体主义，就是绝对君权的帮凶。 有的儒家学者甚至把非常严重的腐败行为归结为西方个人主义，受西方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毒害了我们才腐败，那么西方比你腐败吗？

这样一些表现，真是给儒家大大减分。儒家五四之后本来就成了游魂了，结果借助现代条件又成为辅佐性的意识形态，你再搞这一套，儒家就葬送在你手里，败坏儒家名声的就是这些所谓大儒 。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大家要警惕，有很多非常糟糕的东西。

西体中用返本开新 . 中华文化才有出路

我最后再总结一下，儒家作为人文精神有非常伟大的文化价值值得我们汲取。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儒家思想一定要搞清楚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汲取的文化资源，哪些东西是必须摒弃的精神垃圾。

但是说来说去，我们中国古代思想有一种人文情怀值得我们汲取，为什么要汲取？因为他们体现了中国人乃至人类的一个普遍的诉求，就是人生境界真善美，儒家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讲“吾与点也”这是了不起的审美情怀；道家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观念今天我们汲取它，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乐观，更加昂扬，更有希望。

当年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了，翩翩起舞，自由自在，醒了以后发生迷惑了，蝴蝶是我，还是我是蝴蝶？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这个梦可了不得，这个梦就是讲万物一体，我就是蝴蝶，蝴蝶就是我，人不要有那么多分别心。

说庄子是中国第一位大和尚是有道理的，他反对分别心，和后来的佛家一样。为什么反对分别心？人的很多烦恼痛苦来自于分别心，你把人和物的分别看的太重要，你就贪得无厌，争腥逐臭；你把人和我的分别看的太重，你就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个有点道理。 但是庄子由此宣称相对主义就有问题了，蝴蝶就是我，我就是蝴蝶，真就是假，善就是恶，美就是丑，这就有问题了。

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界限不能颠覆，颠覆了人生就没有希望。我们可以问一下庄子，你为什么梦见的是一只蝴蝶，而不是一只蟑螂，如果是蟑螂的话，你醒来还会问吗？你还会问，蟑螂是我，还是我是蟑螂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历朝历代古今中外都把蝴蝶作为美丽的形象大使，庄生梦蝶之后有梁祝化蝶。

中国人歌颂蝴蝶，西方人也歌颂蝴蝶，普契尼，意大利歌剧大师，代表作是《蝴蝶夫人》。古人歌颂蝴蝶，今人也歌颂蝴蝶，毛阿敏唱的《思念》第一句歌词就是：“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庞龙也要唱《两只蝴蝶》，“亲爱的你慢慢飞”。

毛阿敏绝不能这么唱：“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跳蚤，跳进我的窗口”，庞龙更不能唱“两只蟑螂”：“亲爱的，你慢慢爬”。为什么？就因为蝴蝶的美的形式，代表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性，超越时代的真善美的底蕴。任何时代都要坚守这个真善美，不坚守真善美人生就没有希望。即便是假恶丑泛滥，我们也要坚守真善美。

我这样讲不是说每个时代都只能歌颂蝴蝶，每个时代审美符号、审美形式都不能变。不是这个意思，审美符号可以变，但是人生境界真善美这个基本信念不能变。三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怎么唱情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多美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任何古典诗词的美都是时光流逝造成的距离美，意思就是，任何诗词都不能翻译成现代语言，你翻译成现代语言，意思还在，美就荡然无存了。

例如那首关关雎鸠我们翻译一下，大家看还美吗？关关关关叫的鸟啊，就在那河沟上。那个魔鬼身材的姑娘啊，我一定把你求到手。大家看还美吗？最重要的是，再美今天也没人这样唱情歌了。哪个小伙子和心爱的姑娘约会，见面劈头来一句：关关雎鸠，这不精神病吗？

今天要这么唱情歌：我确定我就是那只披着羊皮的狼，你就是我的猎物，我的羔羊，……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就像老鼠爱大米。我觉得也很好。审美形式、审美符号变了，不是关关雎鸠，是狼啊、羊啊、老鼠、大米了，但也是宣传真善美，这个底蕴它不变。

我听刀郎唱狼爱上羊，听着也很感动，那也是拼命的爱啊！为什么千手观音、一些美国大片这么受欢迎？千手观音以美丽的明净的温暖的慈爱抚慰了亿万颗躁动的心。后现代大片震撼，它也宣传真善美，离不开这个东西。《泰坦尼卡号》《拯救大兵瑞恩》《哈利波特》《阿凡达》，都是这样。

人生境界真善美的诉求不能变。现实可能充满假恶丑，但是我们的信念绝对要坚守真善美。尽管遍地都是西门庆，但是我们不能歌颂西门庆。 假恶丑的时代如何坚守真善美，这是每个国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说来说去，我觉得中国文化孕育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这就是孔子讲的爱满天下的情怀，这太重要了。 说起来好像很模糊，其实大家不妨想一想，人生意义何在？我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人生意义何在？财富、成功、名利都很重要，但都只是手段，不能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事业再成功，财富再多，如果没有情感的安顿和满足，没有亲情、友情、爱情的安顿和满足，都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你们以后可能做出冲天的事业，可能轰轰烈烈，但有一天你突然听到老父亲的一声咳嗽，突然听到老母亲的一声叹息，你可能就突然地感觉到，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儒家中国古代讲亲情的温暖，亲情、友情、爱情太重要了，没有这个人生没有意义。我由此想起台湾有位证严法师，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人死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医院里。一般人讲这个话我不会吃惊，和尚怎么讲这个话？化外之人，死哪儿不一样？肉体就是皮囊嘛！其实证严法师这一句话就回到了中国传统。

死在家里是死在亲人的怀抱里，死在医院是死在陌生人的怀抱里。死是人生最后的安顿。 中国人认为人生最后的安顿应该是在亲人的怀抱里，而不是陌生人的怀抱里。中国人讲缘分也是这样，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这个从科学来讲一点根据都没有，但是这个说法本身就体现了对人际温暖的眷恋。不讲这些的人生是很冰冷的。

孟子讲“君子有三乐”，第一乐就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父亲母亲都健在，兄弟姐妹都没有什么灾祸。你的事业可能非常成功，但回到家里父母的温暖永远没有了，兄弟姊妹的呵护也永远没有了，这样的人生仍然很冰冷。 儒家很多诉求，超越政治，超越宗法，那种人情的温暖值得我们追怀。

再大的成功，再多的财富都不能满足你情感的需要，包括山水之美，自然之美，也不能满足人的最后安顿。 例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纵览名山大川，安顿自己的情怀，“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但他也说“山水何曾称人意”？山水也不能满足人的情志，谁能满足，怎么满足，“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我个人也有这种感受。我非常喜欢一首诗，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美的特别空灵，其中最美的几句：“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么美丽的诗句，令我感受到的却是错愕感伤甚至浩叹。

那么人生的安顿在哪里？就在这亲情友情爱情中，就在真善美的情怀中。有这样一种追求，我们的人生就温暖，就明亮。大家在这样一个时代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但是 我们坚守这样一种文化价值，培育这样一种人文情怀，人生就有希望。我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和大家一起来学传统文化。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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